秦汉以后，虽然青铜已由铁器替代，但锡的用途却日趋广泛，锡制茶叶罐其产量有增无减。汉代，有相当一部分锡被用来铸钱，那时所铸的钱币史上著名的“白金三品”，采用的就是银锡合金。锡在当时，并不十分贵重，但也绝非平常随用之物。汉文帝节俭治国，其遗诏：“霸陵山川，因其故无有所改。”班固《赞》曰：“帝治霸陵，皆瓦器，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……”后代有人感叹文帝之薄葬：“……惟文帝平生节俭，人无间言。临终遗至薄之制，微至铜锡，不以为饰，炳然载诸史册……” 

我国最早有关锡的文字见于《周礼》，战国时期的《山海经》中也有关于赤锡的记载，其后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、西晋《华阳国志》、隋代《颜氏家训》、唐代《蛮书》直到宋代《续博物志》均有对锡的论述。 

汉以后，锡器照样在一定范围内被人们所使用。北齐颜之推《颜氏家训·终制》：“至如蜡弩、牙玉豚、锡人之属，并须停省。”其所指的锡人，即殉葬用的锡制人形。唐代用锡有明确的规定，《唐书·食货志》：“太和三年诏：佛像以铅、锡、土、木为之……”开成元年时，岁产锡仅“万七千斤”，因而朝廷对包括锡在内的部分金属，仍采取相应的控制手段，以满足中央政府的需要。《唐书·食货志》：“山泽之利……盐铁转运使裴休，请复归盐铁使，以供国用。”由于锡器容易产生锡疫的缘故，只可惜历史上许多有价值的古锡器未被存留下来。这或许是古锡器考古发现极少的缘故。 

到了宋代，文献中关于锡器的记载增多，文献内容则表明社会普遍使用锡器的时代已经到来。 

宋代仍有将大量锡器作为殉葬品的，宋代范公《过庭录》载有这样一件趣事：“文正长子监薄纯佑，幼有智略，与富彦国家子弟游。富氏引葬，陈设从葬祭用甚盛，观者如堵，器用盖锡造者。监薄在侧，取一器掰而示众曰：‘此锡器，尔等谓何物耶？’富氏子大怒，以为笑己。监薄徐谓曰：‘而何所见？吾正恐愚民致疑，害尔先茔耳。’富子叹服。时始十余岁。” 

同时，民间锡器之普及，已大大超越了前代。此时的锡器无疑已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，打锡器成了重要的民间手工艺，同时也成了市井之中不可或缺的热门行当。吴自牧《梦粱录·铺席》有“……向者杭城市肆名家，有……官巷北金药臼楼太丞药铺、胡家冯家粉心铺、染红王家胭脂铺、淮岭倾锡铺……”《梦粱录·诸色杂货》“……其（杭州）巷陌街市，常有使漆修旧人；荷大斧，斫柴；间早修扇子，打器……”，“……卖器，如樽、果盆果盒、酒盏、注子、偏提盘、盂勺、酒市急须、马盂、屈卮、渣斗、箸瓶。……及小儿戏耍家事儿，如小酒器……”《辞海·白》条：“ Soider or Pewter化学名词，亦名焊药，为锡与铅之合金，其比例不一，质坚易熔，用以接合诸金属，或涂于锅壶之里面以防锈蚀。”人们很早就注意到锡制品的特殊物理性能，宋代周去非的《岭外代答》有：“邕州溪洞及钦州村落，俗多鼻饮。鼻饮之法，瓢盛少水，置盐及山姜汁数滴于水中。瓢则有窍，施小管如瓶嘴，插诸鼻中，道水升脑，循脑而下入喉，富者以银为之，次以锡，次陶器，次瓢……以为凉脑快膈……”周密《志雅堂杂抄·卷上》有：“眼药有九龙膏，方用冬青叶一栲栳，洗净，投锡器内，用水满煮令黑色，及一半起，入宣黄连十两，洗净剁碎，入冬青水中煎，慢火熬至仅有一盏，胶粘如糖，然后取起，重绢滤过，令极冷，入脑子二钱半，罐子内封藏。每用少许点眼。”宋代张世南《游宦纪闻·卷五》则有：“以笺香或降真香作片，锡为小甑……”等记载。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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